编《性史》的张竞生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、唱《毛毛雨》的黎锦晖，被传统势力视作“三大文妖”。张竞生无疑是三人中受到攻讦和误解最多的。然而，在文革中，曾让张竞生“名声大噪”的《性史》，竟意外地被人“忽略”了。他在台上被批斗时，台下的张氏宗亲就集体叫：“不是这样的。”

　　“张竞生绝不仅仅是出了《性史》的张竞生，他有着系统性的美学观和社会思想，首先应该将他看作一位哲学家，其次，他还是美学家、性学家、文学家和教育家。”

　　1912年，24岁的张竞生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为官费生，被选派到法国留学。赴法前，他由原名改名张竞生，取达尔文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之意。此一改名也预示了他此后人生的诸多坎坷。

　　张竞生1888年出生在广东省饶平县大榕铺村。原名张江流，学名张公室。

　　他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就读时，因为带头剪辫子和闹学潮被开除，后来在革命党人推荐下，前往新加坡见孙中山先生。此后他入读京师大学堂，并接触当时的汪精卫等革命党人。汪谋刺摄政王被捕后，张竞生曾参与营救活动。1911年，武昌起义爆发，汪精卫出狱后亲自写信给孙中山，推荐张竞生担任南方议和团的秘书，一同位列秘书的还有宋子文、杨杏佛、谭熙鸿等人。

一代“文妖”

　　张竞生1919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次年回国，被聘为潮州金山中学校长。他向当时的广东省长陈炯明上书建议实行避孕，结果被子女成群的陈炯明斥为“神经病”。

　　时过80多年，张竞生的次子张超谈起这件事仍唏嘘不已。“现在想起来，陈炯明说他是‘神经病’这个说法很有代表性，陈这个人不是一个纯粹的武夫，他还是有文化的，他的诗词还是很好的，但他是封建文化的一个代表。这件事很形象地体现了东西文化的冲突，我父亲要宣扬西方的一些理念，人又生活在东方，这是一个现实困境。”

　　张竞生在1921年10月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，直到1926年张作霖占领北京，他才离开北大。在此期间，张竞生出版了《美的人生观》和《美的社会组织法》两书，宣扬由科学与哲学组成的“美的人生观”和他的美学思想。

　　张竞生的“榜样”是法国的浪漫派，他在书中提出，要成立“游历队”，认为全国成年男女每年都去游历是种权利和义务。张超说：“父亲不是标新立异，他是从哲学的角度，觉得应该提出这些问题，即便他的理念不能实现他也要提倡，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的很多东西都是为了他的美学理念，追求‘艺术的人生’。”

　　让他一生都饱受争议的事也发生在此时期。1926年初，张竞生在《晨报副刊》刊登《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》启事，征集个人“性史”。后从征稿中选出7篇，附上序跋和各篇批语，编成《性史（第一集）》，于1926年4月出版。张竞生在序文中即表明出此书的目的：“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，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……我们所提倡的乃是科学艺术的交媾法。”

　　这本书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出版不到半年，即首先在南开大学遭到查禁。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称该书“诲淫之书，以此为最，青年阅之，为害之烈，不啻洪水猛兽”。天津市警察局和全国许多学校贴出查禁《性史》的布告。重压之下，张竞生追回已付印的《性史（第二集）》，但形势恶化已难扭转，各种假冒张竞生之名的盗版《性史》四处泛滥。张超说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，他在香港还买到过一本《性史（第18集）》，“这么多的盗版，最后就把书的本来面貌搞得面目全非。”

　　张竞生因《性史》得了个“性博士”的花名。他与公开主张在教室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和唱“毛毛雨”的黎锦晖，被传统势力目为“三大文妖”。认可他的人，极为稀少。鲁迅先生虽然很佩服张竞生的“伟论”，却也认为：“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，大约当在25世纪”。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看后说，“觉得并没有什么，……不觉得这些书的害甚于洪水猛兽。”然而持此种看法的人，在彼时中国寥寥无几。

　　1926年张作霖占领北京后，张竞生离开北大南下上海，先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教务长，后来与潮商合作创办《新文化》月刊和“美的书店”，发行“美的从书”、“性育丛谈”等，因受当局查抄迫害，仅半年就被迫停刊关门。张竞生在回忆录中记录了此间发生的事：“曾有七八次，都由检察长起诉美的书店所出的性学是‘淫书’”。后来书店关门，张竞生到杭州避暑，又被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扣留，罪名是“到杭州来宣传性学，蛊惑青年”，幸得友人相助后保释出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