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乐之役，西夏军队完胜，宋朝想“灭此而朝食”的梦想遂成泡影。战后追究责任，因为徐禧已死，不予追究，沈括便以“始议城永乐，既又措置应敌俱乖方”的罪名又一次当了替罪羊，被贬为均州（今湖北丹江口市）团练副使、随州（今湖北随州市）安置。

　　这就是沈括的人生悲剧，他明明知道永乐筑城是一次军事冒险，但因为徐禧是他的上司，他就谄佞地附和这一错误的决定，且动手实施，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失败。

　　宋极少严厉处罚大臣，被贬外放这一处罚对沈括而言虽然不重，但实际上已宣告了其政治生命的完结，即使在元祐年间他还有过短暂的起复，但也仅是光禄寺少卿之类的虚官。从此，沈括便绝意仕进，专心著述。

沈括卖友，“乌台诗案”成讼

　　沈括年长苏轼5岁，两人是同年进士。北宋沿袭唐制，以史馆、昭文馆、集贤院为三馆，通名崇文院。苏轼和沈括在崇文院共事多年，英雄拱手，互相欣赏，关系相当不错。虽然两人在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政治理念多有不合，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感情。

　　沈括倾力支持王安石变法，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，权倾一时；苏轼虽然也赞成变法，但却不赞成王安石所采取的激进的休克疗法，主张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，是温和的社会“改良派”。苏轼对变法虽有支持，但更多的是批评，甚至对某项政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，因此，他几次向神宗皇帝上言，极论新法的弊端。这自然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意愿相悖，引起王安石的不满。以司马光为首的“保守派”趁势放大变法的负面效果，把苏轼争取到了反对派的阵营中。

　　据南宋初王铚《元祐补录》记载，熙宁四年(1071年)大比之年，苏轼为主考官，他出的题目是：“论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；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；齐桓专任管仲而霸；燕哙专任子之而败，事同而功异。”王安石闻讯，大为不快。他认为，苏轼罗列出历史上一些独断专行的人是采取一种“影射史学”的春秋笔法，让天下举子们借古讽今，意在讽刺自己因为神宗的宠信而有专擅朝政之嫌。

　　御史谢景温秉承王安石之意，上奏神宗，以试题“谤讪朝政”的罪名弹劾苏轼。苏轼自知在都城已难以立足，便上书朝廷请求外放。熙宁五年，苏轼被下放到杭州担任通判一职，这是他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。

　　后来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到浙江巡检“农田水利法”的执行情况。临行前，神宗嘱咐他：“苏轼通判杭州，卿其善遇之。”